美、日等国开展重大政策评估的实践

（一）通过法律制度、评价指南规范政策评估

为了更好地规范政策评估工作，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部专门的法律法规。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1993年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of 1993）。该法案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编制年度绩效和问责报告，并在各财政年度结束后于11月提交给总统、国会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编制机构应披露上一财年的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制订下一财年的绩效目标，并阐述如何运用评估结果修正未来政策。

2003年美国颁布《政策规定绩效分析》，为分析各项政策的效果、优点和不足提供了包含方法、步骤、内容等在内的一套严谨的分析方法。该文件中还规定，各部门应编制附带图表的会计报告，以提供重要的损益分析结果，会计报告中应包括成本收益目录、量化和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定性的成本收益、对于成本和收益的处理、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处理以及估计的精度等。

2001年，日本政府参照美国的《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案》，制定了《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同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指针》和《政策评价基本方针》，对政策评价的对象范畴、实施主体、评价愿景、评价方法等做了具体的规定。

（二）成本收益分析是评估方法的核心

在美、日等国对政策评估方法的沿革中可见，成本收益分析始终是政策评估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规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制定法律草案和政府预算的常规程序。1981年，里根政府12291号行政命令规定，制定规章必须实现潜在的社会收益超过潜在的社会成本，超过1亿美元成本支出的政策，必须提交经济效益分析报告。1993年克林顿政府12866号行政命令规定，政府在废除或修改已有政策、以及制定新政策时，需要分析其经济效益。2007年，布什政府13422号行政命令再次强调，规制机构制定规章前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三）强调对综合成果的测量

由于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相关政策难以量化成本和社会效益，除政策的经济成本外，还必须对政策的必要性、迫切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其他关键层面变量予以综合考量。

韩国《国家事务和协调规则》提出，对主要政策实施效果、政府机构和代理机构执行政策的能力、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估，而非唯经济效益论。美国的《项目评估定级工具》（PART问卷）强调政策的整体有效性，大部分问卷内容集中在战略规划、绩效管理和政策评估的过程，只有第四部分直接涉及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难以量化成本收益或更适合采用定性分析或专家审查的项目，鼓励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查员和实施机构共协商制定可行的替代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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